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

近几年来，学术规范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，有正面呼吁遵守学术规范的，有直接批评某些研究者不遵守学术规范的，还有分析某些研究者不那么重视和遵守学术规范的社会原因的。这些呼吁和评析，对净化研究氛围，提高研究水平，无疑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。然而，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主要包括哪些内容？当前值得我们重视的主要倾向是什么？却少有人论及，即使有也仅从狭义角度指出引文应该核实、注释应该准确之类。现拟依据历史研究的性质、特点，结合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，从广义角度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。

学术性。所谓学术性，乃相对政治性而言。尽管政治与学术密不可分，但毕竟各有其独立的品格、不同的功能和发展规律，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。因此，历史研究的头一个学术规范便是学术性。

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的历史研究中，有人动辄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进行政治批判。在“文革”时期，甚至把多彩多姿的历史研究变成面目可憎的影射史学。现在，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，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，学术无禁区、宣传有纪律渐成共识。但也不能不看到另一种倾向，这就是泛学术化的滋生、发展。譬如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记录历史过程，有什么记什么，不必作价值判断；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，与现实需要、人民需要没有丝毫关系，不必考虑什么社会责任等等。由此可见，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仍是我们今天的重要课题。

实证性。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留下的活动轨迹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。历史研究的绝对要求是保证研究结果符合历史事实，没有半点虚假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、客观严谨的治史方法、高瞻远瞩的史家胸怀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论从史出的实证性原则。这应是历史研究的又一学术规范。

论从史出的实证性原则，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1959年针对当时史学界盛行的“以论带史”首先提出来的，后来得到史学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赞同。不从概念出发，不先提出结论，不把概念、结论强加给具体史实，一切概念、结论皆产生于对具体史实的科学考察和分析之后，成了专家学者们的共识。论从史出，逐渐形成风气。

但是，毋须讳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商品化思潮对学术领域的渗透，从概念、结论和各种各样的所谓“范式”出发，不对具体史实进行实证性研究的现象又在抬头。有的仅凭一知半解的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知识，就放言要改写中国历史。有的并未对历史进行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就断定“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”。有的不顾历史事实，随意否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，称其“貌似爱国，实属误国、祸国”。有的没有取得足够的、真实可靠的证据，就大张旗鼓为某些历史人物翻案。以上事实说明，史学界以观点先行、主观臆断代替论从史出原则的现象仍十分严重。

前沿性。谁都知道，学术研究必须创新，必须有新见解。不创新，没有新见解，就没有价值，没有生命力。这就是学术研究的“前沿性”。不论自然科学，还是社会科学，莫不如此。历史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。

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之作屡见不鲜。但与此相伴，重复、平庸乃至抄袭之作，似乎也不是个别特例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？首先要正本清源，从历史研究工作者自身做起。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而对得住寂寞，戒急用勤，“一心只读业务书”，不为功名利禄所动。要充分了解前辈学者的成就与不足，不要把历史常识当作“填补空白”、“第一个研究”。要尽其所能地占有第一手资料，系统、全面、准确地解读史实，不要不加分析地把“老外”或自己的偏见当作真理。要自尊、自爱、自律，不要为眼前一点蝇头小利，而留下人生遗憾，更不能自毁清誉，自甘堕落。

其次，还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。比如，报刊编辑部、出版社均应以精神文明建设大局、学术发展和社会效益为重，提高编辑人员学术素养，建立健全的审编制度，发挥有关专家学者的作用，打破情面，拒绝诱惑，严格把关，堵住假冒伪劣之作的问世之路。对于某些漏网之鱼，要坚决揭露，决不手软。对已经发表、出版的研究成果，要大力加强学术评议，不溢美，不遮丑，是一不说二，是二不减一，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地给以正确的评价。

讨论性。所谓讨论性，就是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，不要匆忙做结论，允许相关各方，依据历史事实，进行平等讨论，也就是要坚持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规范。因为只有这种平等的讨论和争鸣，才能更有效地鉴别史实真伪，辨明认识深浅，得出科学的结论。